心理咨询的10个“谣言”
【为避免谬种流传,成为第11条谣言,请看完下面的图】….谢谢@沉默的马大爷 请来各位专业人士…谢谢@边缘立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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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真是小。 verbal shadowing是在去年本科的系主任告诉我她正在做的一个课题,当时看了一下有关的文献,写了下面的总结。不过,当时不是很想做记忆方面的研究了,所以看完之后就不了了之了。 没想到,今天看哈佛的一个讲座时,再次提到了Dr. Schooler,才知道他是个大牛。(跟下面的那篇诺布效应一样) 人们通常认为,对外部刺激事件的言语描述有助于记忆。但是,在下面的实验中,言语描述反而导致记忆效果更差,即出现言语遮蔽或译为语词遮蔽(verbal overshadowing) 经典实验 Schooler 和 Engstler-Schooler(1990)让被试观看一个长30 秒的描述银行抢劫的录像片,随后是20 分钟的分心任务,要求阅读几个短文,并回答与之有关的问题。接着把被试分成两组,分别接受不同的处理。 A组:用5分钟写下对抢劫者面貌的详细描述; B组:用5分钟阅读一些无关的文字。 结果发现,A组指认罪犯的准确率为 38%,B组准确率却为 64%。 Meissner and Brigham在2001年对做的一个统合分析(meta-analysis),发现语词遮蔽效应显著,效应大小(effect size)不强,Fish's Zr=.12。过去的研究也发现,这一效应有时候会不显著、没有、甚至相反,即言语描述增强了记忆效果。(Fallshore & Schooler, 1995; Melcher & Schooler, 1996; Schooler, Ryan, & Reder, 1996).
这是去年看的文章,后来在Edge上再一次看到的时候,才知道提出Knobe效应的是Yale的教授(见下图)。他里面提到的一个实验的题材,正是去年红火的哈佛公正课第一节课提到的例子——那个电车撞人的道德困境。 我们有意做出某一行为,它附带产生了无意的后果,我们也预见到了这种后果的产生。有趣的是,我们在判断这一附带产生的后果是否是有意作出的时候,存在在不对称性:如果这个后果是正面的,人们倾向于判断它是无意产生的;相反,如果是负面的,人们则倾向于判断它是有意产生的。这一效应最早由Knobe在 2003年提出。 4岁的儿童中就开始出现这种不对称的判断(leslie, Knob & Cohen, 2006; Pellizzoni, Siegal & Surian, 2009)
在一些科学杂志上,经常会看到一些大脑的黑白“照片”,上面带着一些彩色的斑点。现在大家都热衷于fMRI等脑成像技术,连经济学都有neuroeconomic(听心理系的一位教授说,商学院和一些企业也邀请她去将将如何用脑成像技术去研究消费者的行为) 例如英国的《卫报》就曾经报道说,“Chocoholics really do have chocolate on the brain.” 运用fMRI发现,那些喜欢吃巧克力的人(看到巧克力时),大脑的快感区域比其他人群要活跃。 fMRI技术听上去诱人:出现行为X时,大脑的Y区域就变得活跃。在解释人们的行为时,fMRI似乎给大家提供了更坚实的生理基础。但UIUC的Diane Beck在最近的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发表了一篇文章,提醒大家在报告和解释fMRI的数据时得小心。
Jonathan Harris和一位斯坦福的教授,收集了人们博客上含有“I feel”字眼、描写自己的feeling的句子。他们发现: 年轻时,我们把兴奋看作是幸福;年老时,我们把幸福理解为平安。When people are young, they tend to associate happiness with excitement; when people get older, they tend to associate happiness with peacefulness. 女人比男人更感受到爱,也更常有自责感;男人比女人自我感觉更良好,但也却常感到孤单。Women feel love more often than man, but also more guilty; man feel good more often than man, but also more alone. 不管如何,人越老,更感觉幸福已经临到。When people are getting older, they tend to [...]
贝叶斯的崛起:Jonah Lehrer 指出,心理学的研究不总是能repeatable,而其原因在于:统治了100多年的Null Hypothesis Testing。贝叶斯推理可能将会是新的研究范式(书:Doing Bayesian Data Analysis) 一片“空白”的大脑:一个新的研究取向是,研究你什么都不做、不想的时候,看看大脑哪些区域是同时活跃的。 刻板效应:或许你经常会说,“中国人都很勤奋,美国人数学都不好”,哪怕只有10%的中国人很勤奋。 详见Andrei Cimpian, Amanda Brandone 和Susan Gelman的研究 距离影响真善美:Nira Liberman和Yaacov Trope发现,在时空上离我们更远的东西,我们会觉得更抽象。这将会影响一系列的看法:我们对政治候选人的态度、是否可以改变自己的态度、你的谈判能力
感同身受,我们能做到吗 切身体验。亲身经历一个负性事件带来的情绪记忆要比看着或听说别人遭受一个同样的事件所感受到的强烈得多,形成的负性条件反射也远远更持久。我们一定程度上的确能够感同身受,但心理学实验同样也表明,自己是无法从强度上真正感同身受别人的痛苦的,《Mistakes Were Made(But not by Me)》 p192 举了一个极聪明的实验: 即便两者实际上是一样程度的,我们自己所感受到的痛苦也总是比观望别人的痛苦要强烈得多。一个古老的笑话是这样说的:别人断了条腿没啥大不了的,我们断了根指甲就要大呼小叫了。这个笑话碰巧生动地描述了我们大脑的神经系统的工作方式。英国的神经科学家们曾经做了这么一个实验:将人们配对进行“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实验,每对被试食指上都夹着一个夹子,实验者通过这个夹子往其中一个人的食指施加一定的压力,然后让他施加同样的压力给他的同伴。结果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公平,尽管他们很努力地试图做到,然而他们总是施加更大的力道给他们的同伴——他们心里认为这正是他们所受到的力道。研究人员认为这一效应是我们的神经处理机制的自然副产品。这个实验有助于解释一个我们常常注意到的现象:两个人你打我一拳,我还你一拳,结果很快拳头的力道就会越来越重,从打闹变成了真正的打架。每一方都认为自己是在公平地还以颜色,而实际上他们却并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是以眼还牙,结果再弹回来的时候那家伙就想卸你的腿了。(翻译)
如果你的老师说,“Jac is a brilliant boy”,虽然 brilliant 是个比较主观的形容词,每个人所定义的brilliant会有所不同,但你也不会就此而认为 Jac 就能轻松地考进情况清华北大。这里涉及到了评价的标准。….. 在加拿大生活过的日本人,会觉得自己比加拿大人更不Independent和更加Interdependent,但比其他日本人更加Independent和更不Interdependent;
当我们离开校园之后,我们很快就会忘记在学校里学过的椭圆方程、热力学三大定律、元素周期表。即使我们没有忘记这些知识,我们也很少会在生活中直接运用这些知识。那么我们的教育究竟意义何在呢? 先看看Burgess的一个研究。 他分别让5年级学生、大学生、K-12的校长来策划一个拯救秃鵰的计划,这些学生和校长对秃鵰都了解不多。研究的目的是想看看拥有不同的教育程度和经历的人,解决同一问题时的差异。 结果这些学生和校长写出来的方案都是行不通的,只不过大学生比5年级学生写得更有条理而已。其中一些校长提出的方案是把秃鵰的幼仔放在动物园里饲养,或者把成年的秃鵰从其他地区带过来。不过也难怪他们,因为这个方案确实有难度,策划这个计划有一个关键点要了解,那就是秃鵰会对自己的栖息地和人类产生印随。 后来,让这些学生和校长提出一些他们认为会有助于他们策划方案的问题,这时差异就出现了。5年级学生问的问题集中在秃鵰的特征(吃什么、住在哪里),大学生的问题集中在秃鵰与栖息地的关系(导致秃鵰减少的原因和问题、所需的生态环境),K-12的校长也提出了与大学生类似的问题,不过他们还询问了怎样得到社区的帮组来支持这个计划,或者找他们认识的、了解秃鵰的人寻求帮助。 这个研究对我们的启发是,如果直接让学生和校长坐在一个课室里,完成一个他们都不擅长、不了解的任务,而且不能查资料、问别人,他们很可能都不能把这个任务完成。但如果允许他们调动其他资源,他们的差别就出现了。Bransford和 Schwartz 分别给这两种测验方法起了个名字:SPS 和PRL,即sequestered problem solving和preparation for future learning。前者很像我们的中小学天天在做的闭卷考试,后者很像大学里的科研,允许你查看所有的资料,就看你能不能出成果。 下面来看一些有趣的实验: